在整个17世纪上半叶，塞尔登地图是当时最精确的南海航海图。无论是过去，还是接下来的400年中，都没有另一幅地图能够望其项背。然而，从地图史的更大视野来看，塞尔登地图一直没有机会崭露头角。设计这幅地图的人，发明出一种天才的方法来勾画世界，这就是以海洋而非陆地作为出发点。这种方法帮他部分地解决了曲率的问题，催生出一幅令人震惊的地图。不过，除非发现采取同样手法的另一幅地图，否则，我们没法让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这会是作者绘制的唯一一幅出色的地图吗？我们很难想象，但是，目前并没有发现其他同类作品的存在。绘图师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去解释地图的绘制过程，他也没有教授任何徒弟，可以让他们继续将他的这种绘图手法加以改进总结，使其升华为原理。就目前存留的证据来看，他没有留下任何经验。这是一个封闭的结点。不过，当塞尔登地图来到欧洲时，这个故事本可以改写。如果它落到合适的人手中，就可能影响欧洲绘图师的制图方法。但是，它没有。理查德·哈克卢特和塞缪尔·帕克斯都见过它，但没有迹象显示他们对它加以利用。到这幅地图在牛津大学展出的时候，它要想产生影响已经太迟。在这中间，我们还有其他的发现。我们可以从1640年开始，逐步整理并展现出这幅地图的价值。当时，阿姆斯特丹伟大的地图绘制师琼·布劳——也就是詹姆士二世在博德利图书馆指出的那些地球仪的制造者——以前所未有的精确度，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绘制出一幅中国海域的波多兰航海图。这幅海图标志着从此以后，欧洲人可以依靠他们自己版本的中国海图出航，而不再需要参考像塞尔登地图那样的中国地图。到1640年，塞尔登地图不得不退出地图界的前沿。1705年，著名科学家爱德蒙·哈雷见到它时，认为它不够准确而摒弃不用。这一判断让人们对塞尔登的角色有了两种不同的认识。一方面，我们必须感谢他把这幅地图保存下来。如果没有他收集亚洲书籍的热情，我们恐怕不会知道有这样一幅地图存在。另一方面，他把它封存在家中，也妨碍了它在公众中流通。收藏它的20多年里，他曾经把这幅最精美的亚洲地图展示给朋友看过，但却没有将它交到地理学家手中，让后者从中有所发现。这幅地图本可以用来指导欧洲人，提高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但它没能做到。等它到达博德利图书馆的时候，地图中已经没有对制图师有价值的信息，也没有更优良的绘图技术包含其中。如今，这幅地图直观上的准确性也就只有历史学家才感兴趣。人们已经找到制作亚洲地图的更好方法。而对于牛津大学的学生而言，它不过是一份无足轻重的异域奇图。它的命运注定是被遗忘，最终，它被取下、卷起并闲置在博德利图书馆的最深处，一直蛰伏到我们准备好，从我们这个疯狂的全球化时代，透过时间长廊去窥探400年前它诞生时的那个迷人的时代，然后重新考量它的价值。它不得不等到我们这代先理解、跟进。然而，也正是由于它置身于博德利图书馆的种种藏品之间，这幅地图享受到了一段奇特的来世。托马斯·博德利在牛津大学的新图书馆，占据了神学院教学楼楼上的一整层。在它开放十年之后，大楼扩建，十几个学院（相当于今天大学的系）被安排到围绕牛津大学方庭而建的一套套房间里中。其中解剖学院占据了方庭的西南角，这个位置意味着它跟博德利图书馆要共用一条通道：书籍从这里运上去，用于解剖的尸体也从这里抬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博德利图书馆无意中成为英国旅游者从国外搜集的各种奇珍异物的接收处。1658年，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姐夫把自己从牙买加带回的一条鳄鱼送到博德利图书馆；接着，该馆又收到1679年购进的一只“海中大象”;1681年商人从土耳其购回的一具木乃伊；1684年，一个非洲男孩的干尸也成为了博德利图书馆的馆藏。搜集这些自然界的奇状异物恐怕并不是博德利振兴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初衷，但这却成为该馆热衷了100年的事情。这些东西一来，作为馆长的海德就不得不把它们弄到某个地方。1683年以后，他打算把那些自然生物送到艾利亚斯·阿什莫尔新开的博物馆，也就是阿什莫林博物馆去。而对于收到的人类标本，则被他送到楼下的解剖学院。到了18世纪，他们把塞尔登地图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显然是因为它缺少更好的展示空间，于是它被挂到解剖学院楼梯的墙上权作安歇之所。挂在那里的不止有这幅地图，对此，我们不知是该感谢托马斯·海德，还是该责怪他，这取决于你怎么看他。这个故事说来话长。沈福宗离开牛津大学五年后，另一个亚洲人也来到了这里。他是一个叫吉奥罗的太平洋岛民。“这个以彩绘文身闻名的王子，是我们时代的传奇人物”，伦敦街头的海报用耸动的文字邀请公众来观看这个奇人，“他全身上下除了脸、双手和双脚以外，布满了光怪陆离、精美绝伦的彩绘和文身，这是杰出的艺术和技艺的展示”。在“这样一个庄严的人身上”，人们从来没见过文身的高贵神秘能展现得如此淋漓尽致（见图27）。海报坚称，那些文身不是单纯的装饰，更是皇家血统和百毒不侵的标记。一位刚刚文过身的王子，会被赤身带到一间放有毒蛇和毒虫的房间，国王和宫廷中所有人都来观看。如果文身的地方安然无恙，说明那些毒物仰慕王子而不忍伤害他。更加神奇的是他“伟岸的后背”上文着“一个活灵活现的四分之一世界的地图”，从肩胛骨之间的“北冰洋和北回归线”到“他脖子上的北极”。所以，吉奥罗王子是一个会行走的北圆锥墨卡托投影地图，或者说他的推广员认为他是如此。海报邀请那些渴望“从他浑身上下奇异的图形和神秘的文字下面，发现古老的智慧和学问”的人，到舰队街的蓝野猪酒吧，去一睹这位王子的风采。这里还有一种商业的意图，因为海报声称吉奥罗来自“一个盛产水果的岛国，这里还有丰富的香料和其他有价值的商品资源”。他“纯粹无暇”，但没有人懂得他的语言，他也不会说英语。吉奥罗的一举成名让他得以被国王召见，同时，这也催生了一部实时书籍的诞生。这本题为“著名的吉奥罗王子口述记”的书籍，宣称将揭示关于他的一切秘密：“他的生活，他的父母，他奇特的冒险经历，他被带到英国的过程，吉奥罗岛国介绍，西里伯斯附属岛屿概括，以及那里的宗教、习俗等”。这本书篇幅不长。前八页从学术上讲述了西里伯斯岛（今天的苏拉威西岛）本地的宗教。接着，该书用一种传奇式的笔法，描述了英雄吉奥罗如何从野蛮的抓捕者手中救出自己挚爱的公主特和纳赫特，并跟公主和她父亲坐船逃离的。企图阻止英雄的几个背信弃义的人中，就有船上的领航员，领航员作为故事中的嫌疑人毫不奇怪，因为没有人愿意完全信任一个陌生人。吉奥罗犯了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他一整夜都跟特和纳赫特待在甲板下面“享受男欢女爱”，但他其实应该在甲板上查看海况并找出航道。领航员背叛了他们，把船开回了他们出发的地方。就在我们的王子和公主即将被抓住的时候，公主的父亲拔刀刺死叛徒领航员，把他的尸体扔到船外。这是个听众喜爱的好故事，但完全没有任何真实的成分。最后站出来揭穿真相的不是别人，正是把吉奥罗带到英国的水手、海盗威廉·丹皮尔（见图28）。丹皮尔在自己那本畅销的旅行回忆录中，称吉奥罗为“吉奥利”。他是丹皮尔在菲律宾南部岛屿棉兰老岛履行财产协议时买到的奴隶。吉奥罗确实曾被抓获为奴的，但是是被在棉兰老岛一带活动的摩洛族[1]人贩子，而不是被王族的叛党抓获的。所以，他根本没有什么王族血统，也没有特和纳赫特公主，没有被杀的领航员，也没有香料群岛的家园。吉奥罗其实来自棉兰老岛东部的太平洋小岛棉吉斯。[2]到达英格兰后，丹皮尔说，他对船上奴隶的控制权落到了船上其他船员的手中，他们也是吉奥罗的共有人。“我很快要到泰晤士河，但他却被送到海边，被某些重要人物召见，”丹皮尔写道，“我需要钱，满脑子想的都是赶紧把他卖掉，我的部分收益，甚至全部收益，都要靠他了。可后来，我听说他被带过去是为了展览。”至于那个被放进蛇屋的故事，丹皮尔嘲讽道：“我见他跟我一样，也害怕蛇、蝎子和蜈蚣这些东西。”他完全没有提到地图文身的事。《著名的吉奥罗王子口述记》的著者不是别人，正是托马斯·海德。证据就是对西里伯斯宗教的伪人类学记述。除了海德，没有人具备捏造这些材料所需要的相关知识。而且，吉奥罗被带到伦敦展览之后，紧接着就来到牛津大学。海德对吉奥罗感兴趣也是有原因的，他当时一直在找一个能说马来语的当地土著。结果，事实证明吉奥罗并不会说马来语，但海德直到遇见他以后，才开始学习这门语言。这位英国首屈一指的古代亚洲宗教权威，真的愿意参与到这种轰动事件中来吗？也许，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赚点儿快钱呢。一些人对此表示怀疑，但像海德这样闪烁其词的人，谁知道呢。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吉奥罗在牛津大学停留期间的记录，我们只知道他最后在那里死于天花。牛津大学安排将他埋葬在牛津郡西部圣埃贝教堂的墓地。至此，关于他的历史记录便断了线索。他的名字并没有列在教区记事录上。我专程前往圣埃贝教堂寻找他的墓碑，却发现早先的教堂已经在1813年经过翻修和重建，而且大部分墓地都被后来盖的西门购物中心所取代，现在只剩下十来个摇摇欲坠的墓碑，用来装饰花园。其中并没有吉奥罗的墓碑，不过，这里极有可能根本就没有他的墓碑，因为教堂的墓地只为基督教徒提供墓碑。然而，吉奥罗并没有完全消失。他去世的时候，校方认为，由于他的文身太过精美，弃之可惜。在当时浓厚的科学氛围之下，他们认为吉奥罗的皮肤能够用来进行科研，深化知识。为了保护这笔财富，校方指定西奥菲勒斯·波因特剥下他的人皮。波因特当时在解剖学院任教，是牛津大学最成功的外科医生。安东尼·伍德去找过他，海德或许也这样做过。波因特就在楼下任教，而且他就在凯特街（也就是现在的凯蒂街），也就是博德利图书馆所在的小巷尽头私下里做外科手术。解剖学院1709年编纂的一份收藏物品目录显示，波因特去世的那年，他还曾经剥过其他人的皮肤。目录清单中列出的，是一幅被波因特“根据自然规律”拼装起来的人体骨架，还有“从上面取下来的皮肤，带着毛发和指甲”。[3]这些都是犯人的遗骸，他们在伦敦被处决，然后运到牛津大学，进行至今仍有争议的医学解剖。由于1683年以后，解剖学家都是在隔壁的阿什莫林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科学史博物馆的地下室从事解剖活动，所以，这里肯定就是波因特给吉奥罗剥皮的地方。我们不知道是谁，以及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让吉奥罗的皮肤挂在中国地图旁边的墙上。吉奥罗的文身和塞尔登的地图，这两者作为亚洲的奇珍异物成对出现在墙上，为科学爱好者提供启迪。至于吉奥罗的背上到底有没有一幅太平洋的地图，我们无从查证。塞尔登地图留存至今，但吉奥罗的皮肤很久之前就消失了。约翰·塞尔登从未到过海上。他毕生的精力都用于“为了我们国家的荣耀而进行的东方学研究”，从未去过比牛津大学更远的地方。1654年，他死在伊丽莎白·塔尔伯特留给他的位于白衣修士区的家中，他的尸体被送到西边两个街区以外，安葬在建于13世纪的圣殿骑士团教堂中，而他的律师协会，即内殿法律学院，就附属于这座教堂。他长眠于此甚为合适，因为英国律师学院正是他作为知识分子建立起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时代伟大宪政律师的声誉的地方。他的尸体就躺在地板下面，上面矗立着一块石头，墙上镶嵌着一块黑色的大理石碑，来纪念他的生平。许多人怀疑，塞尔登遗嘱的执行者并没有严格执行遗嘱，让这位伟人的灵魂得以安息。塞缪尔·佩皮斯于1667年11月22日造访圣殿教堂，而在前一年，这座教堂刚刚在一场大火中得以幸存。他对于“塞尔登墓的简陋”感到失望，觉得“埋葬塞尔登的一个遗嘱执行者的墓都比他的要好，而这位执行者就安葬在塞尔登墓之旁。”那个让佩皮斯感到不悦的陵墓属于罗兰·朱克斯，他在佩皮斯到来的两年前下葬。塞尔登和朱克斯相识于1621年，比他年轻的朱克斯进入内殿律师学院不久，两人就很快成为朋友。佩皮斯稍带不满的评论，暗示塞尔登的遗嘱执行人应该为塞尔登修建一座更好的墓碑，至少该比朱克斯给自己安排的要好。如果不是作为塞尔登遗产的受益人，从遗嘱中获得一笔财富，朱克斯恐怕永远没有能力为自己修建一块如此精致的墓碑。1708年出版的一本伦敦旅游指南书籍在关于圣殿的章节中，间接地证实了佩皮斯的评价。在圣殿教堂墓碑名册中编号为32号的朱克斯墓，被描述为“一块漂亮的白色大理石墓碑，饰以爱奥尼式柱的彩色檐板，上面雕刻着智天使、花彩、水瓮等”。拉丁文的碑文将朱克斯描述为“伟大的塞尔登的四位遗嘱执行者之一”，似乎这样就足以保证他不朽的名声。在它左边的31号墓碑，只是简单地写着“约翰·塞尔登纪念碑，1654年”。塞尔登的墓碑上没有智天使和花彩的装饰。可见，这本旅游指南的作者对此并不关心。然而，在这场角逐谁能永垂不朽的比赛中，最后输了的还是朱克斯。他的墓碑已经不在那里了。即便它还在，也会被1940年的伦敦大轰炸所粉碎。唯一毫发无损的墓碑，就是在塞尔登埋葬地上矗立的那块墓碑。事实上，它还在那里，在南侧的走廊中。几百年来的反复修缮，让这里的地面比塞尔登安葬的时候高出一英尺来。如今，他的墓碑埋藏在一个幽暗的泥穴中，上面盖着一片残破的有机玻璃。如果，我们以通俗历史的视角来判断谁的墓碑应当保留、谁的陵墓应当消失，那塞尔登的墓碑恐怕会跟毁于伦敦大轰炸的其他墓碑一样，永远地消失。关于塞尔登一位同行的历史学家在信中称“不知道您，是比野蛮更严重的无知”，然而，我们多数人还是从未听说过他。我就曾属于这“野蛮人”之一（想必诸位也是如此），直到何大伟让我看到塞尔登地图，才不再是这种情况。他值得被我们铭记的理由很多。一些人改变了他们所处的时代，一些人改变了后来的时代；而约翰·塞尔登同时做到了这两点。也许，他的中国地图只是他留给我们的成就中最不重要的一个，但即便如此，它也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值得我们永远记住它，不让它在圣殿教堂地基的深处默默无闻。安装在地面下方的一盏灯照亮了下陷的墓碑，如果守墓人忘了将它打开，请你记得，开关就在你身后的柱子上。本文选编自《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书目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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